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由于她特殊的身份，身后事的安排经历了一番周折。上海市委本来决定丧事从简，按照流程为其写悼词，市委的工作人员却表示：悼词写不出来，是因为没有档案。
但李敏却不同意，贺子珍是中央干部，怎么能放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呢？所以她认为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的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自己能够经常在北京探望她就可以了。
面对身后事安排出现的种种问题，邓小平亲自拍板决定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一室。那么，骨灰安放的问题解决了。贺子珍的悼词又该如何解决呢？她的档案又在何处呢？
1946年夏天，贺子珍翘首企盼的王稼祥和朱仲丽来接她出院了。贺子珍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王稼祥问她今后的打算是什么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道，要回祖国去！
王稼祥考虑到事关毛主席的家事，于是，他立即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将贺子珍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详细的汇报。很快，毛主席发来了复电，上面写着：“完全同意”这四个大字。
和王稼祥商量过后，贺子珍决定带着娇娇和岸青一起回国。等待回国的日子，是三人最兴奋的时刻，三人时时刻刻期盼着回到国内，开始新的生活。
可当贺子珍真正踏上回国的路途时，却思绪万千。离开祖国九年，面对曾经的这片土地已经对她十分陌生了。她在思考自己回国之后的生活，自己将要做些什么？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呢？但此时的她却不能妄下定论。
除了思考自己将来的生活之外，贺子珍最担心的就是娇娇，如今的她在苏联生活了六年，不会说中国话，如何适应中国的新生活呢？
随着列车的行进，贺子珍的那些多余的思绪被抛之脑后，被一种亢奋的情绪代替。她急不可耐地和孩子们望向窗外，想要早点看到祖国的新面貌，看到迎接她的亲人，呼吸到祖国的新鲜空气。
尽管在回国之前，贺子珍已经设想了她今后的生活，当她回来之后，一直和孩子们待在哈尔滨。当贺子珍母女到达哈尔滨已是深秋，东北局的同志们为贺子珍母女添置了新的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
在哈尔滨一下车，贺子珍就对前来迎接她的富春等人说道：“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干什么都行。”并表示自己希望可以早点工作。
在贺子珍的再三请求下，组织上为他安排了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的职务，而后又到了哈尔滨市总工会工作。
然而，许久未工作过的她一时无法适应。在总工会担任宣传工作的贺子珍需要担负讲课的任务。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是妇女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的工作对于经历了一些坎坷的贺子珍来说确实有些底气不足。
因为，她对于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而且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使得她对国内的新政策了解得不够透彻，因此当群众提出一些尖锐一些的工作时，贺子珍常常有些不知所措。
但贺子珍总是用顽强的毅力来克服困难，将所有的空闲时间用来备课，查阅各种资料来准备自己的演讲稿。而这些工作对于曾受过精神创伤的贺子珍来说，实属不易。
1979年，贺子珍也在党中央的批准之下来到了北京，此时的她已经在卧病在床两年多。毛泽东去世之后，贺子珍的病情每况愈下。
尽管如今的她已经是退休的年龄，应该在家安度晚年，但贺子珍还是想实现当年回国时的愿望为国家做点贡献。
然而，正当贺子珍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厄运再次降临到了她的头上。一天，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的左手抬不起来，左脚也不由自己。
就这样，被送进医院的她被医生检查过患有糖尿病。可正当贺子珍伤心之时，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带给了她一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
负责人还告诉她，与她同时增补的两名委员还有缪云台和王光美，马上就会有人来找她拍照，所以让她做好准备。
其实，早在1979年初，亲家孔从洲就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在信件中，孔从洲这样写道：
贺子珍是井冈山秋收起义唯一健在的女同志，应该得到优待。但贺子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这对于她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孔从洲希望组织能够同意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领导收到孔从洲的信件之后，经过反复思量，认为孔从洲所反映的情况合情合理，所以也就采纳了孔从洲的建议，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然而，当全国政协查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的时候却发现，不管在上海还是在中部组织中都没有贺子珍的档案资料。
这位从1926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竟然是一个没有正式档案的人，因为没有正式档案就没办法证明贺子珍的身份，所以更没办法得到她应有的待遇。而贺子珍的晚年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不过，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她，依旧把她增补为全国政协的委员。而贺子珍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躺在病榻上的她不断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在报纸上刊登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在她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信任，她也一定要快点把病治好恢复工作，继续为党和国家出力。
来到北京之后，像贺子珍这样的老红军理应是分得到一套房子的，但贺子珍没有档案，这就意味着无法分到房子。因此，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之后，再次返回到了上海治病。
病榻上的贺子珍，远离亲人，孤独地在上海养病。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李敏没有贴身照顾贺子珍呢？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儿子已经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需要她照顾。第二个原因，丈夫孔令华的身体也不好，需要有人在身边。第三个原因，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所以，自顾不暇的李敏无法在上海长期居住，照顾母亲。
1984年，躺在病床上休息的李敏突然接到了中办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说道：贺子珍病重，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去上海的机票，要李敏全家立马赶到上海去。
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李敏赶紧坐起来收拾了东西，就准备和家人一起赶飞机。此时李敏的病情还未好转，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心里难过的她脸色看起来更加苍白了。小东梅在身边安慰着李敏：“我奶奶一定会好起来的。”
李敏一行人到达上海之后急忙赶到了华东医院，医生将贺子珍的情况简单叙述了一下使得李敏对母亲的病情更加担心了。李敏来到病房看着母亲消瘦的身体，更加难过了，强忍着泪水的她趴在母亲的床前抹泪。
贺子珍听到声响后，微微睁开了眼睛，李敏赶紧凑近，对妈妈说道：“妈妈，你好吗？我们来看你了。”李敏问母亲哪里不舒服，贺子珍回答：“我肚子痛。”
与此同时，当李敏一家人赶往上海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华东医院。贺敏学得知贺子珍高烧不退，建议医院立即服用安宫牛黄丸，这对于危重的病人是最有效的退烧药。果然，贺子珍服用这种药之后开始退了烧，沉沉地睡着了。
李敏这才安心地离开病房休息了一会儿，这几天，李敏每天都会去看望贺子珍。经过几日的治疗，贺子珍的状态看起来更好了，精神也比以往好了一些。
看着身边将她团团围住的亲人，贺子珍的心中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她调侃着说道：“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看着老人的精气神还不错，大家也都放了心，殊不知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回光返照。
18日晚上，贺子珍的体温突然升高，始终昏迷不醒。李敏一家人等候在门外，彻夜不眠。19日下午，贺子珍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微弱，慢慢地心电图出现了一条直线岁的贺子珍逝世。
亲人们得知贺子珍逝世的消息，顿时嚎啕大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得知贺子珍的噩耗，急忙赶来送别贺子珍，安慰着李敏等人。
当时上海市委原本决定丧事从简，当市委工作人员上门拜访询问：“贺子珍的悼词是否由家属来书写？”贺小平回答：“悼词应该由组织来写，家属过目。”
上海方面想让贺子珍的骨灰放置在龙华烈士陵园。对此，李敏却不同意，母亲是中央干部，上海只是代管，怎么可以安葬在上海呢？骨灰安放出现争议，上海市委只得请示中办，中办不好定夺只得请示邓小平。
最后，邓小平拍板决定，贺子珍对革命是有功的，所以规格也待遇一定不能少，他指示道：“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八宝山的一室是什么，其实这里是安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贺子珍的重视和尊重。
对于李敏来说，自己原本想的是母亲只要安放在八宝山就好了，并不在意安放在哪里，只因为她想经常来看一看母亲，这样一来，她老人家也不至于太孤单。但邓小平的决定，也令李敏非常感激，他的一句话保证了贺子珍理应得到的尊敬和待遇。
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中央领导送上了花圈。贺子珍的遗体摆放在大厅中央，身上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沉沉地睡去了。
当天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进行了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将骨灰运到了北京，与她的亲人将骨灰护送到了八宝山，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3年，孔冬梅担任《毛泽东和他的亲属》栏目的主持人，一经播放，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这件事也给孔继宁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因此他决定在贺子珍一百年诞辰到来之际给外婆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为外婆拍摄一部纪录片。
与此同时，为了寻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山也专门去到了苏联寻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但当他翻阅所有的关于贺子珍的档案之后，一无所获。档案馆的管理员热心地帮助曹耘山调取了所有贺姓中国人的记录，但还是没有丝毫的线索。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到那个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用的都是化名，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贺子珍的档案。
于是，曹耘山立即给孔继宁发去了短信，想要从他这里获取关于贺子珍在苏联时的一些信息。他这样写道：“你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有三个小时阅读答案的时间，请速告！”
当他回到国内，孔继宁这才解释，自己确实收到了曹耘山的短信，没回他的消息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贺子珍在苏联的化名是什么。于是，他立即飞奔回家，寻找外婆在苏联的资料，但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想到，李敏作为贺子珍的女儿肯定知道，但询问过后，李敏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束手无策的曹耘山再次返回了莫斯科，寻找贺子珍的踪迹，而在这里一个叫做马意莉的美国女孩给曹耘山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个女孩子在上学期间曾研究过“中国留苏学生”的课题，当初查找资料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从国际儿童院找到的。所以她建议曹耘山去国际儿童院找一找，或许会有收获。
经过一番寻找，一个叫做“文云”的名字进入了曹耘山的眼帘，曹耘山逐字逐句阅读着档案上的资料，生怕放过每个细节。
在《个人履历表》的第一栏上，曹耘山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文云（贺子珍是过去名字，因来苏联改的名字）”
这份档案创建于1938年，首页的《个人履历表》是由贺子珍本人填写的，这些内容后来又被人专门翻译成了俄文。
这份档案资料是目前为止查找到的唯一一份贺子珍的正式资料，鉴于该文档的珍贵性，曹耘山立即将档案里的全部资料复印了一遍并带回了中国，将其亲手交到了李敏和其家人的手中。
这份文档共33页，其中还夹着一张贺子珍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贺子珍面容清瘦，眼神十分柔和，但在柔和中却夹杂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坚毅和果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