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人们常见、常听到“两报一刊”社论的提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的统称。这三家媒体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重要文章，因此有了“两报一刊”之称。
第一篇“两报一刊”社论是1967年10月1日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运”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最后一篇“两报一刊”社论是1978年4月1日发表的《神州九亿争飞跃──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从内容上来看，“两报一刊”社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性论述；二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三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
经历过那段特殊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成为了表达最高决策层意见的权威性喉舌，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相当于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说是直接代表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这是因为：
1、特殊历史背景：当时，原有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 社论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是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
2、刊物性质与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样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所发表的社论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3、高规格领导机构：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由中央“文运”领导小组组长陈某达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解放军报》由副统帅林三虎领导。
4、内容与撰写机制：“两报一刊”社论的撰写，一般不是出自媒体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通常都有主管最高层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通常是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直接参与、修改、审定。
“文运”时期，“两报一刊”社论经常担负着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
5、传播与影响：当年，“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政治风向标的作用。
《红旗》杂志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首页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字样赫然醒目，它不仅是党内重要理论刊物，还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党刊”，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红旗》杂志的文章倍受毛主席的关注，他几乎每期都亲自翻看，有时还会写信给编辑部，让他们改正某些错误或发表自己的特定看法。
由于来自最高权威，所以“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受众心中，形成了“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的“社论语式”和“社论风格”，成为了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作文论证引证的经典。
“两报一刊”社论，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它用特殊的语言密码，在时代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解码中国政治传播史的“国家级密码本”。
经历过那段特殊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成为了表达最高决策层意见的权威性喉舌，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相当于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说是直接代表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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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受众心中，形成了“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的“社论语式”和“社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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